2013年12月25日,聖誕節。下午5點半,副總編輯黃帛琉德劌沒來得及吃晚飯,就從武漢廣播電視臺辦公樓開車前往3公裡外的直播廳。兩個多小時之後,他和同事將組織一場“期末考”。
  這場考試持續了5個晚上。考生,是武漢多個政府部門的一把手;考題,是針對圍繞市政府年初承諾整改的“十大突出問題”暗訪拍攝支票借款的短片,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網絡名人及媒體記者的現場發問。
  一把手進“台”趕考,其背後是武漢自2011年4月發起的“治庸問責”行動住商不動產。當年11月,武漢電視臺承辦了“電視問政”節目。次年,節目改為年中、年底各辦一次。有人認為,論犀利程度,今年的“期末考”不及以往。
  武漢市委常委、msata紀委書記車延高沒有迴避這一說法。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電視問政正由“問責”向“溝通”轉身。
  每襯衫次回來都挨批評
  武漢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辦公室一位負責人有些“納悶兒”:局長上過好幾次電視問政,為什麼每次回來之後都要挨批評?
  2012年7月,武漢市食藥監局局長楊澤發第一次參加電視問政。彼時,他履新不到半年,此前從未接觸過食藥監領域。他感到上節目有壓力,但別無選擇:“上級有要求,群眾有需求,你能不上?”
  直播現場,楊澤發的舉動讓所有人意外。在目睹違規小作坊的短片,並回答幾次提問之後,楊澤發彎腰90度鞠躬致歉。
  “當時這個鞠躬誰也沒想到。”參與制作那段暗訪視頻的武漢電視臺編導黃艷說。
  是時,武漢市紀委暫未明確提出從“問責”到“溝通”的轉變。直至2013年7月“期中考”,火藥味濃重的“對峙”仍頻繁出現。
  比如,楊澤發對食品安全問題表態“發現一起、查處一起”。武漢大學一位教授隨後問:“沒發現,就不查處嗎?”楊澤發嘴角一咧,沒有說話。教授追問:“很難發現嗎?老百姓能發現,記者能發現,我們楊局長為什麼發現不了?”主持人則跟進:“是不想發現,是不敢發現,還是不能發現?”
  聽到楊澤發解釋、致歉時,這位教授或用力點頭,嘴角上揚。楊澤發的表情則僵硬許多。
  武漢市食藥監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,那次鞠躬讓楊澤發受到了同事的批評,“因為這事當時並不歸食藥監局管,楊局長卻把它攬下來了。”
  楊澤發告訴記者,那時他認為,大多數市民難分清什麼事歸什麼部門管,只知都歸政府管,“在市民眼裡,我當時就代表政府。官員的臉面重要,還是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重要?”
  2013年,楊澤發決定不再“攬”了。當被問及武漢黃陂區的小作坊執照問題時,楊澤發請黃陂區負責人先作解釋,理由是,他認為問題之一齣在黃陂區機構改革還沒到位。
  坐在觀眾席的區負責人回應,該作坊位於整體拆遷地區,沒有房屋產權證,故無法辦執照,“請市食藥監局看看,能否變通辦證?”
  “你們是互相踢皮球嗎?應該加入中國足球隊吧。”主持人笑言。第二天,武漢各大媒體都報道了楊澤發“踢皮球”的事。
  受到媒體關註的不僅是楊澤發。電視問政次日,當地報紙往往會投入較大篇幅進行報道。
  事實上,從2012年起,食品安全問題均擺在武漢市每年年初承諾整改的“十大突出問題”之列。其餘突出問題如公務活動奢靡浪費、居家養老服務功能較弱等等,是通過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網絡媒體、電話抽訪等渠道歸納的。
  車延高告訴記者,一年兩次的電視問政正針對上述問題,年中“期中考”重點針對問題進行曝光,督促整改;年底“期末考”則側重呈現、概述全年的成績和不足,如明年需繼續整改,有關部門再進行進一步調查。
  官員“覬覦”的暗訪短片
  每年兩次大考,暗訪短片無疑是最令“考生”害怕的。而最讓“考生”擔心的還有節目的直播形式。“如果是錄播,肯定會有官員要求刪去一些東西,維護自身形象。”參與策劃的副總製片人何志強告訴記者。
  事實上,無論是直播還是播放暗訪片,最初都曾遭遇阻力。2013年12月26日,“期末考”開考第二天下午,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親臨直播廳,“支持你們,給你們撐腰”。
  這位市委書記是2011年年初走馬上任的,隨後展開了“治庸問責”、“電視問政”。
  一位市委常委透露,有一次節目開始前,阮成發曾在直播廳試著連線前方記者。阮隨口問記者在哪裡,記者答“我現在不能告訴你”,阮成發問:“我問你都是保密的?”記者答:“就是保密的。”
  在何志強看來,這是成功的保密工作。在節目直播之前,何志強多次遇到官員或官員的秘書向他打探消息。何志強均以各種理由婉拒。
  從業6年的黃艷也說,當有人開始知道她參與電視問政,也會試著“挖內幕”。
  “如果你告訴給了哪個單位,你就去那個單位上班。”武漢電視臺一位領導曾向手下放過狠話。
  漫長的製作周期加上眾多的知情者,保密並不容易。一位編導告訴記者,她的一段暗訪節目曾製作了3個月左右;而主持人有時能提前一周拿到部分短片,以熟悉情節、設計問題。
  “作為被問政的人,總希望自己對某些問題能答得客觀一些,徵得社會各方的理解。”已兩次被問政的車延高說,他每次依舊緊張,而上臺的前一天,別人才會告訴他大概問哪些方面的情況,“但具體問什麼問題是保密的。”
  “要我提前去背一些東西,我做不到。沒有時間,只能是你問我什麼,我就按照平常工作中已掌握、消化的情況現場作出問答。”車延高說。
  武漢市城管委主任乾小明亦坦言,因為工作較忙,他沒有太多時間考慮電視問政的問題,“有所準備,但準備的時間很少。有時間一定好好準備。”
  中國新聞網報道顯示,為了應對電視問政的暗訪短片,曾有官員事先準備近200個問題,有單位對各種問題進行集中排查,甚至有單位提前模擬演練“電視問政”。
  “威力特別大”
  在電視問政的受益者劉海英看來,這檔節目“威力特別大”。
  劉海英與電視問政結緣於2012年。這位武漢市南湖新村經濟適用房的居民發現,小區的屋頂、牆體、電梯存在一些質量問題。向有關部門反映後久拖不決,她聯繫了武漢電視臺。
  劉海英知道電視問政這個節目,但不清楚自己的事情會上“電視問政”。7月,劉海英和幾位居民應邀來到了直播現場。
  她沒想到的是,一位居民當晚離開直播廳還沒到家,即接到家中來電,稱已有人上門瞭解情況,“第二天早上,認識的、不認識的領導,區里的、市裡的領導,都來小區了。”
  參與報道此事的武漢電視臺編導劉敏智告訴記者,電視問政與日常輿論監督報道的區別之一在於,前者能直接與一把手對話,讓作出公開承諾的被監督對象無路可退。
  在車延高看來,問政治庸針對的,是沒有大到嚴重違規違紀、刑事責任,但屬於作風建設中的普遍現象,且老百姓意見非常大的問題。“通過治庸,實際上是踐行群眾路線教育中所要求的‘照鏡子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’”。
  “治庸辦抓的是‘小題大做’。但是,當你連蒼蠅都不放過的時候,恐怕誰也不敢做老虎了。”身兼武漢市治庸辦主任的車延高打了一個比方。
  根據公開信息披露,武漢市2012年“治庸問責”已查處一批不作為、慢作為、亂作為和損害發展環境的問題,全市全年共問責940人,其中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66人、組織處理774人,涉及局級幹部7人、處級幹部148人。
  “事後發現,一些被問責的人,電視問政的表現都有些‘遮遮掩掩’。”一位關註多場電視問政的媒體人說。
  爭議中的轉身
  多位現場觀眾告訴記者,電視問政的“麻辣”程度不如以前。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,武漢市紀委、武漢電視臺多位負責人均坦言,電視問政正在從“問責”到“溝通”轉向。
  電視問政節目的主持人柳鶯身兼武漢交通廣播總監,不過,她連續兩年向交管局局長問政。“照理這是很尷尬的事情。”柳鶯說,但是,她是心平氣和地探討如何優化武漢的環境,“我不會想到站在哪一方,群眾和交管本來就不是對立的。”
  柳鶯舉了一個例子。武漢市某路段的護欄上連起了鐵絲網,原因是很多人翻越護欄。翻越護欄自然給交通帶來負面影響,但是,鐵絲網顯然不符合現代城市的治理理念。她認為,應該讓雙方對事情有基本理解之後再探討問題,而非一味追求戲劇性和衝突。
  後來,李順年興奮地給柳鶯打了電話“跟您報告,這樣行不行”。他的設想是,可試著把護欄升高,再搞些綠化,寫幾塊提示牌。
  在車延高看來,官員也想解決問題,但在解決過程中,新問題又會不斷產生。“放大來看,有些問題是誰造成呢?平心而論,還是各個社會人。如果大家只對官員施加壓力,而看不到社會問題,看不到造成問題的個體,有些問題還是難以根本解決。”
  兩次參與電視問政的北京工業大學教授王國華髮現,電視問政推行3年,一些官員顯得較有經驗,回答問題能對答如流,且態度比較認真。“我感覺,官員對期末考的準備比期中考更充分,更有應對策略”。
  黃艷也說,一些官員逐漸明白在舞臺上該如何表達,也懂得如何直接面對問題。
  不過,不少觀眾的擔心隨之而來:問責轉向溝通之後,官員進“台”趕考是否還能有壓力?問政會不會逐步退化為溫和的“表演”?會不會有“泄題”的行為發生?
  “1、節目主辦方籠子縮小了;2、主持人變溫和搞平衡了;3、技術手段太重形式了;4、問政對象應對能力提升了;5、觀眾新鮮勁頭過去了。”網友“我在藍色天際”還在微博上歸納了5點觀後感。
  王國華坦言,在他的一些朋友看來,官員被問得直冒汗的確很解氣解恨。但是,並非一定要把場面搞得火爆、充滿刺激性。
  他認為,公民與官員希望進一步溝通,但這很難體現在具體的欄目策劃中。雖然目前有的問題暫時沒問到點子上,有些話題暫時沒全面研究,可電視問政的完善仍然有很大的空間,“我們還是有很多期待在裡頭。”
  車延高解釋,武漢市舉辦電視問政的目的之一,是希望讓群眾在幹部轉變的過程中,能對幹部的清正、政府的清廉、政治的清明有所體驗。
  “作為黨員幹部,你就是為老百姓辦事的,就應該把事做好。但是,這不應只是單純的指責,而應該是通過由問責過渡到溝通,最終大家互相理解,形成一種社會的共力。”車延高說。
  作為普通的創作人員,劉敏智對電視問政的前景比較樂觀,儘管有人擔心電視問政是否會“人走政息”。他認為,當電視問政變成一種制度安排,便不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,“那時,會形成社會共識,喚起公民意識。”
  而作為體制內官員,乾小明認為,未來電視問政的範圍還可拓寬,比如加入教育、衛生、住房等問題。
  “哪一件事情不敏感呢?你既然要改正作風,我覺得擔心沒必要。”這位城管委主任聽說過一些人對擴大問政範圍的擔憂,“問政可以促進工作,難道,這些問題還要比質疑城管制度的還尖銳?”
  本報武漢12月31日電  (原標題:武漢部門一把手進“台”趕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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